2019年5月17日晚19:00时,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日本郡山女子大学宗教学何燕生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对谈“世界历史与文明对话”。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储昭华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逾百位学者、学生聆听了本次对谈讲座。
储昭华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次对谈的背景与契机,拉开了对谈会的序幕。首先由李雪涛教授发言,李教授以雅斯贝尔斯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为中心,首先提出两种“世界历史”概念:一是由各国、各区域历史叠加组合而成的世界历史,二是基于世界整体中相互联系的历史观的世界历史。李教授认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历史”概念应是指后者,并需要在其哲学体系中考量。具体而言,雅氏以“统摄”或“大全”为核心概念,其指的是主客体未分裂的状态,亦即“人的存在”本身,此即历史的“起源”;雅氏将“世界”视为共同领域或空间中的思想,故而“世界历史”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的开端,其最终要进入世界哲学。由此看来,《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并非实证的历史学著作,而是其历史哲学的体现。
何燕生教授主要从“历史”概念本身及日本世界历史学科的情况进行讨论。何教授认为首先须对“历史”的本质进行探问。我们可以将人类有文字或通过工具所记录者视为“历史”,这个意义上,“历史”即“文明史”,但这也会引发文明与野蛮的划分、无文字即无历史等进一步问题。接着何教授对日本的世界历史学科情况进行介绍。日本初中的历史课归于“社会”科,并将日本史与世界历史分开。高中教科书的基本思路则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日本大学的历史学科则划分为东洋史、西洋史及日本史,其重视日本与东亚的联系,并有由国别史到区域史的发展趋势。
最后由吴根友教授发言。吴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只具有“天下”、“华夷”等观念,而“世界历史”则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也是现代性提供的一个新的看问题的方式。新中国以后,“世界史”学科便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与人类精神的基本架构,按由低到高的进步史观对待史实。在吴教授看来,看待“世界历史”的方法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就实然层面而言,其意味着从具体学科、客观现实存在状态和人类由分裂到整体的发展趋势等方面看待历史。而就哲学层面来说,“世界历史”形成以前,各民族都是以自己地方的文明、文化为中心。因而“世界历史”便意味着应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注重整体关联,来看待历史。
发言结束以后,主持人储昭华教授进行总结,并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意识:一是如何看待东方仍存在的披着“普遍性”外衣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象;二是如何看待近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提法。
对此,李教授从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的角度出发,借用冯友兰先生“化东西为古今”的提法,对“轴心时代”的含义进行充分的阐释。李教授认为在雅氏的视角中,轴心时代以前及以后都只是“间歇期”,而只有在轴心时代,人类才实现了整体性思维的“突破”,这才是历史的真正起源。李教授还强调建立真正的“世界历史观”,关键并不在于目前处于何种时刻,而是应参与到“世界哲学”的思考当中。
吴教授则认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在剥离民族主义情绪之后,仍有其意义。其意味着东方文化及观念,在现代性秩序的建立中,由缺席到参与的状态。吴教授还从司马迁、康德与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等不同角度的“世界历史”概念看待世界历史的起源问题。
何教授则对比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并从宗教学的角度,分别对基督教、印度哲学的历史观念进行介绍,进而讨论宗教中心的历史观对于具体的宗教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接着,主持人储昭华教授又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意识:面对东西文化差异,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对话,其冲突与张力如何解决?李教授认为,文明对话应是在不同层面不断发生的,文明对话过程会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从长远来看,其仅是手段上而非目的上的问题。何教授则认为,宗教是文明对话中较为重要的观念因素,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从“比较宗教学”、“宗教多元主义”等观点,则可以看出宗教学试图发挥宗教在文明对话中的积极作用的努力。吴教授又通过对“对话”一词的分析,认为应在对话中寻找统一,文明间的矛盾与冲突应在对话中加以消解。
最后,三位学者又就“大同”社会能否实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与同学们就现今中西文化与国际关系等问题进行精彩深入的现场互动。两个小时的讲座里,现场学生掌声不断,时而有所疑惑,时而点头认同。在场师生们的掌声中,对谈讲座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