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6-27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明对话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此次会议由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主办，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省重点人文基地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科学·经济·社会》编辑部、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促进会、甘肃三源陇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协办。来自国内20余所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名专家学者就大会主题发表了精彩的发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6日上午，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陈声柏教授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孙立国和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分别致开幕词。孙书记对与会人员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对会议的如期召开表示祝贺。他希望，有机会能够在线下齐聚多元文明荟萃的兰州，进行更加深入的文明对话，与大家一道致力于构建学术命运共同体。吴院长在致辞中指出，这次会议“主要体现了当代中国人视角下的文明对话”。他从中国文明自身的内部文化交流以及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两个维度勾勒了中华文化交流史上的文明对话现象。他认为，文明对话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学者们应当自觉地参与到这一精神活动中，为“逐步消除文明中之间的代差，自觉地保存文明的种差”尽应有之责。

（陈声柏教授主持开幕式）

（吴根友教授致开幕辞）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巍教授和刘沁两位老师担任了第一组会议的支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认为，中国的“天下主义”精神至少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的、空间的概念，具有内外之分、华夷之辨的取向；其次，它是一个最大的共同体的概念，其实质是公共性；再次，它是一个由个人到国家的相爱和平等的概念；最后，它在文化和价值上强调共同性和普适性。他还指出，天道正义论和心同理同是“天下主义”的建构之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从文明的概念和文明观作为讨论起点，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并批判了资产阶级文明的两面性。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层面，他从五个角度阐述了中国文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多元文明的相处之道，主张以新的工商业化为基础，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文明理论展开新的文明对话，追求人类文化的共同繁荣。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王林伟副教授从海德格尔的诊断切入，区分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形态。他分析了哲学作为定学、智慧作为慧学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得出结论：西方思想的开端是哲学形态，而东方思想的开端则是智慧形态。但是，他认为，两种形态有根源上的相通之处，并从中西语境中的形而上学和哲学智慧之本义进行了说明。最后，他提出以定慧双修之学作为两种超越方式的会通之道。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姜含琪侧重从“同”的概念辨析来理解“和”与“同”的辩证关系，进而明晰中国文化中的“和”思想。她从史伯的“和同之辨”出发分析了“同”的三个层次的内涵。她指出，“和”是基于异同辩证关系而开展的异中求同、求同存异的过程，中西之所以对“和”有不同的理解，时空观的差异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敏敬教授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冲突”的含义，提出了两种文明冲突划分标准。依据表现形式，可以分为隐性冲突和显性冲突；依据内容，可以分为观念冲突和利益冲突。这四种冲突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如隐性冲突可以转化为显性冲突，观念冲突往往是隐性的，利益的冲突则是显性的。基于这种划分及其联系，他提出要防止文明冲突由隐性向显性转换，反对“文明中心论”；防止利益冲突激化和不可调和，反对霸权思维和强权政治。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张美宏教授认为生存问题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面向，他基于“类情”现象的考察，具体从生存方式的认定、生存依据的普遍确立以及真善美统一的生存实践三个方面分享了中国古代哲学在生存问题上的智慧，并且详实地分析了儒家与道家在这些方面的异同。他还指出，虽然西方没有“类情”这个术语，但是有相似的表达系统。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方锡良副教授着眼于中国饮食伦理，探究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伦理意蕴，反思了多种因素所带来的现代饮食伦理挑战及其回应。他提出要以扩容增量、提质增效和交流融通三大原则来积极构建健康持续、丰富多样、开放融通、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中国饮食伦理文化大厦，探寻中国饮食伦理之道，进而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王博老师从现代哲学的视角考察了王夫之的“通”论思想，并从天人、社会历史、人（物）我关系及知行四个方面展开了哲学论述。他认为，王夫之创造性地诠释了“通”的概念，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通”论的思想；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反思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诸种“合一”之说以及中国古代智慧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刘思源分享了明清之际的知识分类问题。他从宏观的视野介绍了中西方的知识分类传统及其差异，以艾儒略的《西学凡》为案例考察了西方知识分类思想的“东渐”及其效应。他指出，明清时期至少存在四部分类法、词章义理考据三分法以及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三种知识分类模式，最后从现代人文学科建制和教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知识分类进行了反思。

26日下午，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黄燕强老师和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樊沁永老师主持了第二组的会议发言和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龚隽教授基于双重脉络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李提摩太翻译《起信论》的历史背景、动因，以及来华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他认为，这一英译工作背后有鲜明的新教意识，实质上是借助《起信论》对东亚佛教进行基督教式的建构。他特别指出了《起信论》翻译中的“洋格义”，表明李提摩太的翻译原则是有意用基督教的话语代替佛教，认为李提摩太把《起信论》的翻译转化成了文化重构的政策性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注意到了章太炎在《齐物论释序》中的一个说法，由此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华严学与庄学是否有会通之处。他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章太炎论述“名言”在佛教义理上的依据，并给出了具体的例证说明。他认为，章太炎从语言的角度找到了会通庄学与佛学的钥匙，通过综合运用唯识、大乘、如来藏等经典的论述来说明语言的局限性，主张破除对语言的执着和消解是非分辨以达到“齐物”的境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沈庭老师介绍了晚清至1937年这段时期中国佛教与南亚佛教的交流。他用一系列史实梳理了中国与南亚近代佛教交流网络的形成，将其分为四个步骤。他指出，“原始佛教”一词来自于日本佛教界，由木村泰贤等日本学者输入中国。但是在太虚、法舫等人的语境中，“原始佛教”成为一个融合了多种因素，并带有褒义的价值判断的复合概念。他认为，中国佛教和锡兰、日本佛教同处近代亚洲佛教的场域，会调适出一套处理彼此关系的策略和方式。温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孙邦金教授认为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并存，全球性的地方化运动方兴未艾。他从三个维度强调了地方的涵义，认为反向思考地方具有重要意义，提出“世界—地方”分析范式或可成为文明对话的一种方法论。他指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走向有所不同，在今天应当让西方文化“再地方化”，让中国文化“再全球化”。要在清楚认识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基础上，充分汲取中国哲学的传统资源，积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彭战果教授认为，儒道佛均强调功夫的修持，其方法中隐含了内在超越的功夫模式。虽然“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是用来解释儒家思想，但同时可以为儒道佛的功夫提供一个共同的模式。他把这一模式具体分为三种：儒家德性主体内在超越之路，道教内丹学自然生命内在超越之路，佛教奢摩他证成内在超越之路。

西安外事学院国学系张丰乾教授通过考察《汉书》指出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物品交易，也跟沿路国家之间的相互攻伐密切相关，而且在推广德行文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西域无论在地理上还是风俗上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以此为前提与中原地区保持互动，他以《大唐西域记》为例介绍了“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最后提出“西域文明”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进行研究的问题，供学者讨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田宝祥从文化学的视角讨论了“一带一路”视域下陇东文化的拓展与转化。他认为王符《潜夫论》与陇东文化构成了一种共振，其中的文化哲学思想可以运用到陇东文化的深化上，目标在于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使其能以文化产品、产业的方式得以呈现。他指出，《潜夫论》为陇东文化提供了思想资源，“一带一路”则提供了现实政策的支撑，并以陇剧为例展开了详细的说明。兰州大学法学院马明贤教授认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可片面强调其中一种文明的角色。他在报告中以伊斯兰文明为中心，介绍了三种文明对话的历史。他指出，两次“百年翻译运动”生动体现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话，但这一对话在18世纪以后遇到了挫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相比于前者更加融洽，在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上具有共性。他提出要在最共通的价值上加紧三种文明的对话以适应全球化的要求。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马桂芬指出目前“一带一路”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文明、宗教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和机制尚未充分建立起来。她用数据说明了“一带一路”上的宗教现状，介绍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在古今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互鉴情形，认为宗教可以从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三个方面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徐衍认为对生死问题的解释是憨山德清建构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他的本体学说融摄了唯识本体、禅宗自性本体和中国佛教佛性本体等思想资源。憨山吸收了古唯识和今唯识的思想，更加强调“心”的作用；继承和发展了六祖慧能的自性说，认为禅宗的自性非外道神我；融合了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佛性理论。他指出，憨山的本体论建构较为系统，但是在解释人们的现实生活上存在着困难。

27日上午，孙邦金教授和沈庭两位老师主持了第三组的会议。深圳大学哲学系问永宁教授认为回教苏菲派和全真道在教义和宗教功修方面可以互通。在教义上，道教是泛神论，而苏菲派也有泛神论的倾向，在道通为一的层面两者不矛盾。在修行方式上，苏菲派肉体的修行近乎全真道的命功修行，精神的修炼则近乎全真道的性功修行。他指出，清代著名道士刘一明受到了苏菲派的影响，而且用详实的材料阐明了道教吸收了很多外来因素，回教思想与儒释道的关系较为密切，它们之间有可沟通之处。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文炯教授讨论的主题是伊儒会通。在他看来，作为媒介和方法的“一带一路”有助于我们今天自我理解“中国性”问题，伊儒会通提供了一个历史样本。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伊儒会通如何可能，列举了七个代表人物具体而微地阐发了历史上伊儒是如何会通的，并根据田野调查介绍了现代的伊儒会通情况。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伊四教合一互补的“一室四间”结构，而非“一室三间”结构。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丁士仁教授认为，中国伊斯兰哲学可以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波斯伊斯兰哲学相媲美，“三一说”是中国伊斯兰哲学的核心思想。他以王岱舆的“三一说”为切入点，阐述了阿拉伯、波斯伊斯兰哲学与宋明理学的交融，剖析了中国伊斯兰哲学的特征：具有新柏拉图主义的框架；具有波斯“照明主义”的倾向；具有“万有一体论”的内核；吸收了宋明理学的表述。他的结论是王岱舆继承了阿拉伯、波斯伊斯兰哲学的“三一说”，又创造性地把“真一”“数一”和“体一”合而为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传斌教授分享了清代全真道龙门派宗师刘一明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他指出刘一明通过仙留丈人与伊斯兰教产生了交集，刘氏学习与接收了苏菲本体论和宇宙发生论的基本学说，并将其引入了道教的修炼体系。刘一明的经历是道教与伊斯兰教对话、交流历史的重要体现，这表明了清代西北陕甘一代儒、释、道、回宗教人士的民间私人互动十分频繁和深入，中国苏菲修士也有着稳定的跨宗教学习和对话的传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认为参与公益事业是向普通民众彰显宗教有用性的重要途经，也是宗教组织的重要功能，构建宗教界是为了使各自独立的宗教有隶属关系，进而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适应。他对民国时期伊、佛两教社会公益事业进行了对比性的历史考察，指出近代中国宗教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存在着同质性问题。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贺更粹教授认为从历史语境上看，回儒之所以能够融通儒家义理与回教经义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必然性。从“以儒诠回”的意义生成上看，主要体现在以儒家仁德之“天”诠释回族“真主”信仰、以儒家仁义礼智之性诠释回族性命、以儒家“五常”会通回族“五功”、仁为“人极”又归于“真一”等。“以儒诠回”这一文化融通活动，客观上推动了回族文化与以儒家文化的深层次融合，为今天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启示。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敏振海从内、外部原因分析了明清时期以儒释经的背景，认为以儒释经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在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特征以及两种文化存在相通之处。随后，他以《天方典礼》为个案从法学的视角剖析了伊斯兰法文化的中国化。最后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以儒释经对当前伊斯兰法文化中国化的启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买合苏提·色来木副教授从文献学的角度介绍了“雅琳收藏”中的察合台文文献及其相关研究。“雅琳收藏”中共有600 多件文献，其中有460多件察合台文文献，涉及文学、宗教、经济、历史等多方面内容。在“雅琳收藏”的155部宗教文献中有18部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献，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外国人的民间习俗、生活习惯、各种仪式以及当地人们和传教士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建威教授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经济思想。他指出，《古兰经》制定了组织人类经济生活的明确框架，为伊斯兰经济提供了理想的模式。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宗旨是从经济上引导人们向善。此外，他从人、财富及分配、供应需求、政府、金融等方面详细地比较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经济思想。

27日下午，王林伟和彭战果两位老师主持了最后一组会议。深圳大学哲学系景海峰教授指出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都存在着由古典到现代的知识形态的转换，西方的圣经释义和中国古代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都是围绕各自的经典以解经学的方法展开。由于经典性质的不同，解释经典的具体方式及其历史进程，由此发展出来的经典解释学面貌也有所差异。从圣经释义学和中国古典经学的近代转化和遭遇来看，两者都面临着知识重构的问题，但是它们的前提又有所区别。这种比较有助于促进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对话。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高华平教授认为不同文化的交融不应以“同化”为目标，“同化”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导致“文明的冲突”。他强调，中西文化对话应当在正视各自长处与不足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展开交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接近的就是“墨学”，这可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渠道。他还指出，未来的中西方的“文明对话”既不是“西化”“中化”，也不是“拿来主义”，应该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追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黄燕强副教授聚焦熊十力的“原儒”及其经子关系论，他指出熊十力在《原儒》中阐述了自己对一些时代问题的思考，可以扼要地概括为儒学的源流及其贞定、儒家的学统及其重建、确认《易》为中国哲学之源、论证诸子为儒学之流裔四个方面。事实上熊十力是以回归原典的方式，重建了“四经”系统，据此建构了新的经学思想体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张睿明副教授认为熊十力的“量论”是其新唯识思想的核心，其“量论”知识论的建立借助了康德的“范畴”。她指出，胡塞尔的科学的宗教精神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形而上学的神学，把康德目的论的至善实现为一种存在论的至善，而海德格尔从现象学为神学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她还阐述了一种实存主义的神学是如何实现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巍教授关注的是西方哲学的汉语研究，他指出，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专属门类，但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却非西方哲学专属。研究中国哲学对何物存在的理解既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思想有进一步的知识性了解，也有助于研究西方哲学。他以“Being”的翻译为案例，认为中国人并不把“存在”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性质，而是倾向理解为关系。他指出，导致我们读不懂西方哲学文本的原因并非完全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很可能是不理解“存在”的中文意思。因此，他希望学者们能对我们工作语言本身进行辨析和反思。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廖璨璨副教授以明末方氏学派对西学的借鉴与批判为个例讨论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本诠释与哲学表达问题。他把方以智的“质测通几”还原到“格物穷理”的晚明叙事背景之中，借此用三个典型案例分析了中西方哲学思想的碰撞和冲突以及方氏学派对两者的调适和会通。她认为，在格物穷理和气论问题上，体现了方氏学派对中西哲学的调和互补；而在先天后天、太极和理的问题上，则体现了一种批判态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沁老师立足于比较哲学的立场，对朱熹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对话之可能展开了论述。她认为，朱熹哲学中有与黑格尔相似的辩证精神，说明了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精神和哲学逻辑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她指出，朱熹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差异性，由此可以延申到可言与无言的本体论差异，这一本体论差异的根源在于必然与“不测”。朱子与黑格尔在建构形而上学时的差异性恰恰为朱熹哲学反哺黑格尔哲学提供了可能性。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祝捷指出，“反因”思想是桐城方氏易学的核心思想，方以智在继承其父方孔炤“反因”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发展为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她通过文本分析从相反相因、摄用归体、体用双泯三个角度总结了方以智的“反因”思想，进而指出不能将方以智的辩证法思想简单地比附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两者有根本不同之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刘旭讨论了利玛窦的身魂关系，他通过考察利玛窦的灵魂学说指出利玛窦的灵魂论并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而是转述了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他认为，阿奎那虽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但是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尤其是赋予了灵魂论上帝存在和灵魂永存不朽两大内容。随后，他阐述了利玛窦是如何在《天主实义》中以阿奎那的灵魂论与中国士人辩论的。扬州大学哲学系讲师樊沁永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徐梵澄的精神哲学：“精神哲学”不是“哲学”的下位概念，它不同于宗教信仰，也不同于神秘主义。他指出，徐先生在考察了中西印三种文化传统后提出了“精神哲学三系说”，其中包含了徐先生对西方和印度文化的反思，同时可以看出他对儒释道精神哲学的深刻理解，并由此凸显了陆王心学一系，归根结底是“三系归儒”。

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的专业领域、角度和立场进行了精彩的发言，涉及的话题众多、内容极其丰富。与会学者表示，学者们的视野开阔，论述涵盖古今中外，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陇东等地方文化，也加深了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对于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明对话之可能、途径及其意义有了多维度、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如孙邦金教授注意到，东南沿海地方跟基督教的沟通、对话较多，而西北地区与伊斯兰教、道教的交流较多，这彰显出了文明对话的一种区域特色，值得关注。此外，学者们也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兴趣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和交流。如张丰乾教授指出，“类万物之情”的“情”可能是指情状、情况。张美宏教授的回应是，“类万物之情”是《周易》的说法，自己所说的“类情”是采用《史记》的说法，更加侧重生存状态的指涉和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应当是有相通之处。景海峰教授发言结束后，黄燕强副教授提问道：“儒家的经典系统是不断变化、扩大的，这与西方唯有《圣经》不同，如何理解这种现象？”景教授认为，儒家的经典形态是与世俗性知识的涵盖面相联系的，这与《圣经》展示的人与神的关系的唯一性有所区别。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家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更加适合世俗化走向的要求。针对李巍教授的发言，吴老师提出“如何看待‘汉语哲学’这一说法”的问题。李教授回应道，自己倾向用“中文哲学”这一提法，但是对于以汉语为工作语言的学者而言，如果要塑造自己讲述哲学的语言，“汉语哲学”可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他不同意冯友兰先生的观点，进而认为用什么语言讲哲学并非是偶然和外在的。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围绕三教会通，以及伊斯兰教及其哲学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交流，在讨论中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所有与会学者发言和讨论结束后，吴根友教授主持了会议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张美宏、沈庭、丁士仁、廖璨璨四位老师分别就各组的会议发言和讨论情况进行了学术总结。此次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明对话研讨会圆满落幕。

（文|刘思源）